原标题：疫情、投入双重影响2020幼儿园普惠目标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王建军的幼儿园生存更难了。

　　“本来就是亏本办园，偏又遇上疫情，特殊时期开学无望，对幼儿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虽已年过花甲，但甘肃办学者王建军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幼儿园，疫情期间，他到处求人干上了输电铁塔的安装工作，一天工资120元。但这几日，他累倒了。

　　多年入不敷出，王建军曾想让幼儿园脱离教育部门，去年办了营业执照，但教育部门说，“办执照没用。”无论怎样，他觉得，得让办学者能生存下去。

　　王建军没有外债，但办学20年来一直生活清贫，如今依然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瓦房里。

　　浙江的冯兰，名下有多所幼儿园，几年前全部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学费以公办园为基数，不高于公办园收费的30%，但享受政府补助。

　　“生均经费、专项资金、省奖补资金等都到位的情况下，幼儿园能保证正常运转，不亏损，但也没有结余。”冯兰说，关键是这些补助资金会有不能全部到位的情况。

　　困难重重，但江西的何云还要面临公办园的“价格战”。从去年开始，附近公办园把物价局审批后的价格再降低300500元进行收费。

　　3月3日出版的《改革内参》刊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要想实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这一目标，需要在2018年基数上将18.35万所民办园中的15万所转为普惠园，而影响这一目标面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公办民办待遇不同

　　王建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幼儿园目前有差不多100个孩子，学费全免，不管饭，也不收取伙食费。每生每月政府补贴100元，一学期生均补贴约5万元，但教职工工资每学期就需要支付5万元，再加上每年房租2万元、其他杂费和水电费等还需要一两万元，算下来，相当于每学期亏损两三万元。

　　“公办财政全包，但民办政府补贴资金连老师生活都保障不了，房租费就一次交两年，确实难得很。”王建军说，全县20多所民办幼儿园，命运大致相同。

　　但公办园的待遇就完全不同，镇上的公办园政府补贴也是每学期生均500元，但园所建设和老师工资由政府兜底。

　　幼儿园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困难。王建军告诉记者，刚办园的时候，每生每学期一次性收取140元保教费，后来上调到每学期300多元。但那时候人员工资和园所成本比现在低，房子是自己的，虽然“也不盈利，但能维持运转”。

　　2016年之后，幼儿园改为全免费，政府补贴每学期500元。“随着幼儿园建设标准不断提高，3年前租了一处新园所。”王建军说，他有时候自己也“犯糊涂”，不清楚自己的幼儿园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公办还是民办？

　　务过农、做过餐饮的王建军，因为想“做点事”，才投身学前教育，一办就是20年。在他看来，当地乡镇幼儿园做的是保基本的“低价教育”，而不是“优质教育”。但无论怎样，得让举办者能生存下去。

　　为了补贴幼儿园的亏空，王建军在去年就曾外出打工过一段时间。但毕竟60多岁，体力不支，补贴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何云也在为无法开学发愁，但她更忧心的是招生问题。“不给补贴也就算了，不指望，但让我们民办园放一点学生给公办园，不然他们评不上示范园。”何云发现，从2019年9月份开始，公办园通过降低学费打起了“价格战”。

　　“为了完成招生任务，增加招生名额，公办园将物价局审批后的价格降低300500元来收费，导致恶性竞争。2020年春季，公办园学费进一步降低。”

　　何云告诉记者，这让与公办园收费同价、但又不受政府补贴的普惠性民办园很难生存。

　　“现在国家加大公办园建设，我支持这个政策，但我希望能公平对待民办园，让民办园享受应有的政策，和公办园同等招生。”何云说。

　　她还向记者进一步称，当地部分公办园为了完成入园率的任务，还跟民办园签协议，让民办园挂公办园的招牌，但民办园依然自主经营，“公办园的老师担任协议民办园的园长，但实际并不在此上班。”

　　在保定民办幼儿园园长张晓看来，民办幼儿园跟公办园“没法比”。

　　“公办园厂地、教职工工资、硬件改善等都是拨款，还有补助。而民办园房租、园所建设、教职工工资各个方面都是自己花钱的，自负盈亏。”张晓说，外行人都认为民办幼儿园是暴利行业，很挣钱，但真正只有自己最清楚其中的压力有多大。

　　一言难尽的补贴

　　当同行们都在讨论普惠性民办园在疫情期间有政府补贴的时候，何云感到很疑惑。

　　“我们普惠性幼儿园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是挂一个牌匾在那里，我们的收费也是和公办园一样的，但基本没有享受过普惠性幼儿园的待遇。”何云说。

　　她向记者回忆，2017年，幼儿园曾获得过2万元财政补助，但并非以现金形式发放，而是需要幼儿园按照补助金的80%额度填报一份采购物资清单，剩余的20%再打到幼儿园账户上。

　　“但指定采购的物品价格比市场上贵好几倍，而且至今剩余的20%款项也没打给幼儿园。”何云说。

　　冯兰发给记者的一份材料也显示，2010~2019年间，部分学期应下发给全县民办幼儿园或部分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费用未及时发放到位，包括低收费补贴、省奖补资金、专项资金等。

　　“资金不发放对幼儿园影响很大，因为专项资金补助主要是用于非编持证教师收入、学历晋升、缴纳保险等支出。”冯兰说。

　　不仅如此，她还坦言，参照发放标准，幼儿园其实想拿到全额专项资金或生均经费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冯兰给记者举例，按照她所在地的政策，对普惠性幼儿园财政按照每生不低于500元/年的标准给予生均经费，但发放条件“卡得很严”，要求幼儿园缴纳养老保险的员工比率必须是100%。

　　“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在幼儿园缴纳养老保险，而是通过其他途径缴纳，哪怕只要有一个人，就不满足条件，这个生均经费就拿不到。”按照冯兰的计算，就她幼儿园而言，这笔费用每年约为40万45万元。

　　此外，学前教育专项资金想拿到全部也很困难。

　　所谓学前教育专项资金，就是地方财政每年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学前教育资金后的专项资金，包括建设类、提升类等资金。

　　冯兰说，按照当地的标准，各级园的教师持证率必须达到指定标准，才能拿到全额奖补或部分奖补。“比如二级园教师持证率需达到95%以上，才能拿到80%奖补，但二级园一般很难达到95%以上。”

　　办学10余年，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元，冯兰说，如果政府各项资金都能补贴到位，幼儿园几乎是不会亏损的，但也基本没有盈余。“投入的钱也是拿不回来的。”

　　但即便如此，冯兰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相比没有补助的省份，“浙江省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政策还是好的。”

　　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不足

　　按照教育部第三期(20172020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左右。

　　在这一目标下，近几年，各地均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数量众多的民办园随之转为普惠性，实施普惠性收费，即与公办园同价，或以公办园价格为基数，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上调，同时享受政府补助，以保障幼儿园的良性运转。

　　但实际上，在过去几年，补贴标准低、发放不到位等问题在地方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过程中也较为多见，一定程度上导致幼儿园面临收支缺口。

　　“民办幼儿园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普惠民办幼儿园在过去几年中应该获得的补贴很多没有到位；另一方面，民办幼儿园大部分是非营利性机构，归民政部门管理，但民政部门对这一块没有相应的补助政策。”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任理事长杨志彬说。

　　福建省某二线城市的一家普惠性民办园，同时也是省级示范园，2018年，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是70.6万元。我国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一所普惠性民办园，2018年的全部收入为252.84万元，其中政府补助12.84万元。在举办者未领取工资的情况下，如果补齐教职工的社保和偿还清园舍改造的欠款35万元，全年实际亏损13万元。

　　这是杨志彬在2018年调研民办幼儿园发展现状时了解到的情况。

　　“这些数据我都很有底气，都是真实的财务报表。仅从办园成本测算，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助不到位的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杨志彬告诉记者。

　　“国家此前对普惠性幼儿园的界定较为模糊，导致办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很多民办幼儿园以为普惠后会得到相应补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杨志彬说。

　　也正是因为财政总投入不足，部分地区在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强制转普的情况。

　　今年3月3日出版的《改革内参》刊发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关于普惠性幼儿园的部分提到，2018年，我国公办园在园幼儿数占比为43.3%，要想实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这一目标，需要在2018年基数上将18.35万所民办园中的15万所转为普惠园，而影响这一目标实现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2018年全国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增长接近9%的情况下，投入总平均值仍仅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4%多一点，北京、上海都高于9%，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低于4%，一些地区仅有2%。在经费总量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各地为了提高公办、普惠幼儿园的比例，实现分别达到5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和80%的目标，出现了强制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园或普惠园的做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强制转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部分地区还衍生出了新的问题：引发幼儿园总供给减少和短缺。

　　“受转普影响，一些民办园不得不降低收费，导致经费入不敷出，终至难以维持基本的运营而停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由于收费降低导致活动项目减少，难以满足小区居民原有的幼儿教育需求；一些地方为了提高公办普惠比例停止民办幼儿园的申办，上述三种情况导致不少地方幼儿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减少，质量上降低，内容和办园方式单一，出现幼儿园总供给减少和短缺，再现幼儿园50余人以上的大班额现象，‘入园难、入园贵’矛盾非但未得到解决，反而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储朝晖说。

　　普惠学前教育将更重质量

　　储朝晖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投入或更加不足，普惠目标实现的难度加大。

　　普惠性民办园如何发展？这次疫情，让办学者们在政府扶持和自救的过程中期待行业能出现新的变化。

　　2月18日，教育部颁布了《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

　　《评估办法》再次明确了三个硬指标，即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同时明确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普及普惠水平、政府保障情况、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况三个方面。

　　储朝晖认为，《评估办法》实际上对幼儿教育的督导起到了更加规范的作用，但在短期内很难落实。其中有财政补贴的问题，也有幼儿园教师素质的问题。

　　“要想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首先要让更充足的资源进入幼儿教育。强制普惠重视的就是质量。只有资源充足，有适度的竞争，质量才能提高。如果成了单一的稀缺资源，质量就不会高。因此，要让更多的幼儿园办园主体与多样性的经费进入学前教育领域。”储朝晖说。

　　教育部还称，具体评估的路径是“以县为单位对普及学前教育情况进行评估，省级为主推动实施，国家审核认定”。2020年4月底前，本地制定的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工作方案、所辖县2030年前接受督导评估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要上报教育部。

　　在杨志彬看来，《评估办法》透露了很多信号：“《评估办法》把原定2020年要实现的学前毛入园率达到85%、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这三个硬指标，修订为至2030年分期分批完成，并接受国家督导检查。”

　　杨志彬认为，《评估办法》延长了上述三个硬指标完成时间，减轻了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符合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符合克服疫情损失恢复发展的实际。稳步推进，克服了当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

　　储朝晖认为，各地要做到上述这些目标，需要有一段时间，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在2020年完成督导，可能需要分批分阶段完成。2030年指的就是这个时间，“普惠学前教育的发展应该更加重质量。”

　　记者注意到，《评估办法》还明确界定了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的定义。

　　其中，普惠性民办园是指通过教育部门认定、面向大众、质量合格、接受财政经费补助或政府其他方式的扶持、收费执行政府限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杨志彬分析说：“这是在国家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了‘普惠园’，明确‘普惠园’属于‘非营利性园’的法律分类属性，这极为重要，体现了普惠园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的一致性，有利于分类选择原则，扫清了原有的既要成为普惠园又要准备选择营利园的认知障碍，特别有利于利用自有不可再生资源开办幼儿园的举办者审慎自主选择。”

　　“以前‘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内涵界定不清晰，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很不充足，实施过程中出现不符合国家要求、弄虚作假、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出现很多‘假公办园’和‘假普惠园’。”杨志彬说。

　　对假普惠问题，教育部在解读《评估办法》时也提道：“防止形式主义，杜绝虚假普及普惠。”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专题中王月芬、于爱华、郝国强、刘丽、吴歌、张晓、王建军、冯兰、王芳、何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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