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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考申论热点：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制约因素

发布时间：2023-10-24 11:06:01

来源：微商品牌网作者：佚名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监督；限制条件

新媒体舆论监督是伴随新媒体而来的一种新的舆论监督形式。当前，新媒体舆论监督以其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优势，在规范我国公共权力运行、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新媒体舆论监督作为新生事物，也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挥作用。本文将在分析新媒体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制约因素。

一、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特点

长期以来，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构成了传统新闻媒体监督的主阵地，为我国新闻监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新媒体得到极大普及，并在舆论监督事件中屡屡大显身手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传统媒体新闻监管相比，新媒体舆情监管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达到了其“一鞭子、一记号、一巴掌、一滴血”的监管效果，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监管混乱，阻碍了其监管。功能的进一步开发。

(1)效率

舆论监督的运行机制是“通过有效的方法，将公众的态度和意见转化为社会舆论，对权力越权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督促相关责任方予以解决，从而改善舆论监督的程度。”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无需等待。” ①新媒体舆论监督的效率体现在运行机制的效率，即能够快速聚集舆论和态度，并将这些意见和态度转化为社会舆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 ②由于新媒体聚集了大量的用户群体，拥有快速的信息传播渠道，一旦出现监管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公众态度和意见。问题出现后，多种意见和态度的逐步融合是形成舆论的关键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凭借便捷互动的优势，大大缩短了意见和态度整合的时间。能够比传统媒体更快地施加巨大舆论压力，对越权等现象进行监督，督促问题解决，提高监督效率。。

(2) 匿名性

与传统媒体新闻舆论监督相比，匿名性是新媒体舆论监督的一大特点。匿名“具体是指网民可以用代号暂时隐藏自己部分或全部的现实身份和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社会地位，甚至性情、性格、自我等。” ③虚拟身份意味着更多的顾虑，更少的关注，公众可以更自由地参与监管问题的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但由于缺乏承担责任的顾忌，公众在参与新媒体舆情监督过程中往往为所欲为，发表不当言论，甚至做出违法行为。相反，传统媒体新闻监管采用新闻采编、发布实名制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在监管的各个环节都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因此监管过程显得理性、可控、严谨。因此，从短期监督效果来看，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匿名性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发挥了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传统新闻舆论监督的实名制似乎更能发挥作用。严谨合理。

(3) 娱乐

传统媒体新闻监管严肃规范。无论是监管材料的规范处理，还是监管操作，其严谨程度都无法与新媒体相比。新媒体舆论监督具有明显的娱乐性特征。一方面，公众以笑骂的娱乐方式处理监督材料。新媒体的出现，让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和围观，而是开始以这种方式主动重新加工监管材料，主动参与监管行动。比如，2010年河北保定李启明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肇事者的一句“我爸爸是李刚”一度火爆网络，后被网友改编成各种版本，嘲讽霸道的“官二代”。 ” 比如“江成子·我爸是李刚”、“丑奴·我爸是李刚”等，甚至有网友将这句话改编成歌曲来演唱。公众自愿创作的讽刺作品因其符合当下娱乐潮流而广泛传播，引发更多人参与监督行动。另一方面，公众对监控事件抱有娱乐和观看的心态。这种心态淡化了监管内容的严肃性，容易导致监管形式的庸俗化。例如，2013年海南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性侵女童事件中，网友叶海燕举牌抗议当事人针对女童的暴行。该事件还因牌子上写着“校长开房见我”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监管方式。然而网友们纷纷效仿，将“校长叫我到我房间来”的讽刺话语变成了暧昧脏话。

2.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制约

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观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制约或限制新媒体舆论监督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监督主体的局限性、监督客体的抵制和舆论监督的阻力。新媒体本身的特点。

（一）新媒体秩序不健全

新媒体承载着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言行决定的态度和意见的表达。其初衷是为公众自由交流意见提供畅通的渠道。然而，网络谣言等各种“噪音”干扰因素不仅阻碍了意见的正常交流，甚至压制了意见的正常传播。

一、网络谣言干扰新媒体舆论监督正常秩序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网络谣言也呈现高发态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微博上100个热点舆情案例中，虚假信息比例超过1/3。 ④大量网络谣言混入新媒体舆情监管渠道，导致虚假信息泛滥，干扰公众对监管问题的判断，甚至将舆论和态度引导至非理性一边。正常的新媒体舆论监督秩序也会受到影响。干涉。

例如，2013年7月14日，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居民杨某利用微博造谣，称该县赵集村居民赵雷夫妇因强拆死亡。当地政府。这条微博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众通过微博评论和转发表达对无辜遇难者的同情，并谴责当地政府罔顾人命，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果事件仅到此为止，那将是一起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典型案例。然而，该微博第二天就被曝光为虚假信息，而当事人杨某也承认，自己编造谣言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粉丝，提高自己的微博关注度。不实谣言导致公众对事件产生误判，并引导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反对政府。其后果是公众有限的舆论监督精力被浪费，参与舆论监督的积极性被削弱，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也受到无理损害。

二、媒体审判导致新媒体舆论监督缺乏理性

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专业媒体的控制，他们通过议程设置制造舆论，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观点，从而干扰司法公正。新媒体的出现，赋予了公众更加充分的媒体接触权和信息权。然而，缺乏自律、冷静思考和独立判断，往往使他们在新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失去理性，陷入媒体审判。例如，2016年“挖燕窝”事件中，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大学生严某因挖燕窝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引起热议。舆论认为有关部门是小题大做。有的甚至打出“人不如鸟”的口号，给司法机关带来很大压力。事后证实，严某取出的鸟是猎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的是为了牟利。十年有期徒刑也是依法判处的。媒体审判不仅严重干扰正常司法程序，而且因凌驾于公众监督权之上而破坏新媒体舆论监督秩序。

（二）监管主体的抵制

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机构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败、不敢腐败的纪律机制”。不能建立预防腐败机制和反腐败保障机制。” ⑤没有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就会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蔓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舆论监督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不仅如此，作为监督主体的公众“自发组织表达意见、推动舆论形成，本质上也是一个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他们希望通过监督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网络舆论的压力。” ⑥因此，公众的言论自由权主张与监督权在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全过程中是交织统一的。

良好的政府透明度是新媒体舆论监督高效运转的重要条件，而政府透明度的首要标志就是政府必须向公众的合理需求提供相关信息。但目前我国政务透明度不高，这也会影响新媒体的舆论监督。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传播“三功能理论”。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观察环境”。 ⑦ 拉斯韦尔认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正在迅速变化。只有快速认识和适应，人类社会才能长久生存和发展。新媒体舆论监督的一大任务是环境监测。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新媒体舆情监督往往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发挥预防问题的作用。除了少数官员在网络上被曝光后被撤职外，更多的情况是问题暴露后被撤职。纪检监察局发现后，一拥而上，对其进行口头、书面批评。例如，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大才、重庆市北碚区委原书记雷政富等，大部分被免职的贪官都是在被免职后才被公开的。纪委发出通知。这意味着，监管是在这些贪官被罢免之后才开始的。新媒体舆情监督并没有将环境监测做到防患于未然，反而成为了腐败官员的“鞭尸”行为。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政务缺乏透明度，导致新媒体几乎没有权力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三）监管主体的局限性

一、监管机构组织缺失导致监管过程跳跃

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而公众“不是公民个体的集合，而是对某种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一群人”。 ⑧ 新媒体直接互联的特点将关注同一问题的公众联系起来。但新媒体的匿名性和自由性导致公众之间的联系处于松散状态，表现为缺乏组织、分工明确、组织结构严密。他们在同一个空间却互不相识，只是偶尔关注一下对方。共同的话题聚集在一起。与专业媒体相比，杂乱无章的公众缺乏统一的行动指挥，难以形成稳定持久的监督合力。监管过程中很难制定系统的监管议程。与传统媒体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新闻监督议程不同，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很难形成系统化的监督议程。很多时候，公众只能跟随舆论的变化，这也导致新媒体舆论监督中经常出现舆论逆转的闹剧。

二、网络道德失范导致网络行为失去自制力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道德失范不断出现。例如，利用新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散布谣言、恶意诽谤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新媒体舆论监督，而且导致整个新媒体传播行为的混乱和无序。

网络道德失范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自我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传统媒体出版或播放新闻必须经过层层审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也是对媒体从业者严格的制度要求。新媒体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自我控制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传播者自身的道德品质成为其传播行为的唯一约束因素。同时，在实际操作中，道德约束力也会因互联网的传播特性而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媒体的匿名性让传播者的真实身份隐藏在虚拟的网络代码背后，更不用担心其他公众道德指控带来的压力。即使他们有顾虑，沟通者也可以轻松地将压力转移到他们使用的网络代码上。

其次，不良经济势力的侵蚀造成了公共领域的退化。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与转型》一书中提出，公共领域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和参与政治的空间，是民主政治除政治权力之外的基本条件”。 ” ⑨ 新媒体作为舆论表达的重要平台，本身就是当今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领域应当成为公众自由表达意见、参与政治活动、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空间。然而，不法经济势力为了一己私利，散布虚假和坏消息，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污染和退化。尽管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几乎是无限的，但公众的注意力却是有限的。拥挤的公共传播渠道无疑浪费了公众的注意力，分散了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

三、结论

新媒体舆论监督比传统媒体新闻监督更年轻，但却颠覆了以往的舆论监督格局。新媒体舆论监督既是人民群众利用新媒体对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言行进行监督，也是新媒体对人民监督权的拓展。这种监督方式已广泛涉及当今社会的各种热点问题。成为贪官反腐利器的同时，也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在当前冲突频发的社会中，新媒体舆论监督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制约因素的存在阻碍了其监督功能的完善。新媒体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新的舆论监督方式，必须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也是人们适应新媒体和这种舆论监督方式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制约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笔记：

①于春燕。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公平正义[J]. 新闻大学，2007（03）。

②张戈。 CNNIC发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③金晓兵。论网络匿名的消失[J]. 国际出版社，2006（10）。

④戴丽丽。数百个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EB/OL].–06–25.

⑤耿晓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EB/OL].–12–24.

⑥谭双林，张伟。网络舆论形成中的权力与权力的博弈[J]. 电子政务，2011（12）：45。

⑦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交往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⑧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 林暮音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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